三国分为曹魏、蜀汉及孙吴三国。这三国大致继承东汉的疆域及政区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65]。州设刺史或州牧。郡设太守。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65]。郡制方面：曹魏河南郡治洛阳，为国都所在，称河南尹。蜀汉蜀郡治成都，为国都所在。曹魏又设王国，置相，与郡同等；孙吴丹阳郡治建业，为国都所在。另外孙吴于毗陵（今江苏常州）设有典农校尉，管辖三县，等同郡。孙吴在一些辖区辽阔的郡下设都尉，冠以东、西、南、北部之名，并有驻所和领县[e]，其中有不少在后期正式成为郡。县制方面：曹魏有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之封，蜀汉和孙吴则为侯国，这些皆相当于县。孙吴又在丹阳郡设有一些都尉[f]，皆相当于县[65]。

曹魏的疆域主要是在曹操时即大幅发展，至曹丕称帝建国后定型，约占有整个华北地区。大致上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黄海。东南与孙吴对峙于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寿春、襄阳为重镇；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以长安为重镇。在立国后原有87郡及十二州，有：司隶、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雍州、荆州（占东汉荆州北部）、扬州（占东汉扬州北部）[65]。曹魏于西域设置管辖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的西域长史和管辖高昌的戊己校尉。221年孙权称藩后，曹魏让孙权领有荆州牧，将荆扬等孙权势力则定为荆州，曹魏原直辖的荆州北部改称为郢州。双方决裂后曹魏复改郢州为荆州。220年至226年，分陇右置秦州，最后并入雍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共增加两州[65]。

蜀汉为刘备所建，他直到赤壁之战后才在诸葛亮协助下，由荆州南部开始发展。其势力一度涵盖荆州（占东汉荆州西部）、益州及汉中。立国前后与孙吴发生多次战争并损失荆州，于诸葛亮南定南中后获得云南一带疆域，至此渐渐稳定。疆域范围：北方与曹魏对峙于秦岭，汉中为重镇；东与孙吴相邻于三峡，巴西为重镇；西南至岷江、南中，与羌、氐及南蛮相邻。蜀汉共有22郡、仅益州一州。于益州下设?降都督，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专辖南中[65]。

孙吴的疆域在孙策时即拥有大部分的扬州。孙权在赤壁之战后陆续获得荆州西部、交州，并在击败关羽后获得整个荆州南部。至孙权称帝后疆域方稳定下来。孙吴北与曹魏对峙在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建业、江陵为重镇；西与蜀汉相邻于三峡，西陵为重镇；东及南至东海南海，其中最南达现在越南的中部。孙吴原有32郡及三州：荆州、扬州、交州。于226年设置广州，后并入交州，至264年再复设广州，共增加一州。

三国政区示意图

曹操是因为朝廷大权集中于尚书台才得以掌握大权，魏文帝曹丕为了避免尚书台（行政机关）权力过大，正式分离出中书监（决策机关），政治制度开始走向三省六部制[67]。另外，又新设置移动式的行尚书台，称为行台制。由尚书台分出部分官员来随皇帝移动办事。地方制度方面，出现类似军区司令的都督制，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中央军政权力，司马氏三世即皆以此职务掌握曹魏朝廷。孙吴也设有中书令与都督中外诸军事。三国均设有类似御史台的监察机关[67]。

曹操鉴于东汉弊政，用人不重虚德，反对“阿党比周”，采用“唯才是举”的方式，并在先后提出三次求贤令。曹操以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运用到政治上大大改善在汉末戚、宦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68]。220年曹魏建立，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接受陈群等提议的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汉代的察举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地方委任地方士绅为中正官，由中正官以家世、道德、才能为标准评定各地方人士。按这些标准评定出来的结果，会呈上中央作为对人才授官的依据。这一制度由于完全取决于中正官（通常由世族担任）的喜好或利益，几乎使世族完全垄断官职。这为西晋世族政治打下基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直到隋朝才被科举制度取代[69]。曹魏集团的人才可分为数个部分，核心成员是曹氏夏侯氏宗族势力，如曹仁、曹洪、夏侯?、夏侯渊等等。第二部分是汉末大量社会名士，例如荀?、荀攸、锺繇、陈群、司马懿、华歆、王朗等等，这些人才一部分目标是平乱安定汉室，另一部分则是协助曹室篡汉立国。第三部分则是刘氏皇族成员，如刘晔、刘放、刘馥等，大多放弃本身正统包袱，拥护魏室。最后一部分，也是人数最多的，不论出身或是敌将、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曹操都会重用，如于禁、乐进、张辽、庞德等等[70]。曹魏集团最后形成两个政治派别，即世族出身的汝颖集团和将帅曹氏夏侯氏为主的谯沛集团，在曹操时期尚共同支撑拥护。但是继承权之争，使得曹操长子曹丕与汝颖集团关系较好，其中与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关系最好，合称四友，最后削弱谯沛集团势力[71]。

蜀汉前期由诸葛亮以丞相总掌军政，诸葛亮死后不再设置。政事改由尚书令掌握，军权则以大司马掌军事行政，大将军为最高军事统帅。诸葛亮入蜀后即提倡治实精神，即“治实不治名”。对南中采取攻心为上，取得“夷汉粗安”的效果。对孙吴采取实质外交，为诸葛亮北伐解除“东顾之患”[72]。依法治国，“先理强、后理弱”，打压豪强安抚百姓，提倡法度规范，约制官职，严格遵从权制，广开诚心，公平行事[73]。人才的部分有三种，第一是随刘备起家的关羽张飞，第二是在刘备发展过程不断加入的人物或士大夫，如诸葛亮、庞统与法正等，构成中坚，第三则是蜀中原刘璋的部下，如吴懿、许靖、李严等。政律方面，《蜀科》即由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及伊籍等人共同编列。刘禅执政后，政策多由诸葛亮所主持。他在朝内制定规范，训诫大臣；而朝外风气清廉，人心不乱。即使连年与魏国交战，蜀汉的经济并未受太大负累，有“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评论[74]。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董允、姜维等都继续诸葛亮的政策；后来刘禅宠信宦官黄皓，朝政开始变坏。尽管如此，到蜀汉灭亡为止，地方的政风仍算清廉[75]。

孙吴也以丞相掌握政事，为常设之职，有议政参政之权。孙亮继位时年幼，丞相由宗室孙峻、孙先后掌控，废立君王，权势盛大[76]。军权以大司马掌军事行政，大将军、上大将军为最高军事统帅，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权任尤重。其治国方针大致以限江自保与施德缓刑为主，政治制度大致上跟东汉相近。其政权受南渡的江北世族张昭、周瑜及鲁肃等和居住江南的吴姓世族如丞相顾雍和名将陆逊、陆抗辅佐支持[g]。在农业方面设有复客制来免除部分佃户课役，实际上减轻地主负担，开西晋荫亲制佃户无课役之先声。虽然孙权在顾雍协助下兴修水利，江南获得开发。但孙权在继承人之事没处理好，使得后来的政局不稳。孙权去世之后，朝政后来被权臣孙峻、孙等人挟持。吴景帝孙休去世后，大臣认为太子年幼，拥立年纪较长的孙皓为帝。但他却是一个残虐和好酒色的君主，进而导致孙吴亡国[80]。

于世界史上，中国是领土辽阔且长期之统一帝国；三国时代确立统一帝国强烈向往理念，并影响日本、朝鲜等周边诸国。

蜀汉丞相诸葛亮像

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大多是蜀汉与孙吴同盟对抗曹魏，取得三国互相制衡。吴蜀联盟是诸葛亮依据隆中对策制定下来的策略，此联盟经历建立、破坏、保持三个阶段。曹操南征荆州之际，鲁肃就劝孙权与刘备结盟[81]，并会刘备于当阳长阪，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瑾好友”[82]。诸葛亮认为江东无法独自与中原抗衡，孙权也不会屈服于曹操，认定孙、刘定须联盟抗曹[83]。周瑜也认为曹军数量虽多，但兵疲将疑，不需畏惧[84]。最后，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击败曹操。破坏阶段：刘备占领荆、益二州后，孙权趁关羽北伐襄樊之际，派吕蒙袭取荆州，孙刘联盟破裂。而后曹丕称帝，孙权甚至愿意成为曹魏藩属，受封为吴王。孙权又任用陈化、冯熙、沈珩与曹魏外交，使得曹丕在军事上犹豫不决。而后刘备伐吴，被陆逊于夷陵之战击败。曹丕至此才以借口发兵三路南征孙权，但都被孙权沿长江抵御强敌。最后是保持阶段：刘备去世后，诸葛亮马上派邓芝东去与孙权重修好，孙权听从邓芝建言后，就自绝曹魏，与蜀汉联合，并且派张温与蜀汉和好。之后诸葛亮又派费?、陈震与吴通好。到孙权称帝后，双方甚至协议平分中原，这些都体现了诸葛亮治实精神[85]。

鲜卑的皮带扣，约3至4世纪之间

三国与外族互动的部分，或联合攻击敌人，或攻灭以除后患与补充人口。而匈奴、鲜卑、羯、羌及氐等族也陆续迁居中原，到西晋时涵盖了关陇、并州及幽州等地区。中国东北方面，有东扶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貊、三韩、百济[11]:25。204年在辽东割据的公孙康率军攻破高句丽王都，迫使新王伊夷模东迁至国内城。246年，曹魏?丘俭率军击败高句丽。公孙康置带方郡后与百济联姻，之后百济并带方郡而立国。日本的邪马台国兴起后，遣使纳贡曹魏，魏明帝封邪马台国女主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魏晋以来天山以北及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坚昆、敕勒、丁零、呼揭、匈奴、鲜卑及乌桓等族。东汉之后匈奴分为南北；51年，南匈奴大多徙居在?州中部的汾水一带。188年单于于扶罗趁中原内乱之际率军入侵。202年南匈奴归附曹操后，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每部立帅长，并派汉人监督。乌桓族长蹋顿与袁绍结盟，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205年，曹操击败袁尚，袁尚与袁熙兄弟逃至蹋顿处。而后曹操率精锐远征乌桓，于白狼山斩杀蹋顿，降服乌桓。鲜卑在东汉末期由檀石槐统一，屡次入侵东汉，其死后鲜卑分裂为东部、中部及西部鲜卑。西部鲜卑轲比能重整鲜卑后两度入侵曹魏，并响应诸葛亮攻魏。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将他暗杀，其势瓦解[86]。

曹魏伐高句丽纪念碑拓印片段

西部方面，西羌于三国时期开始迁居中原，分布于中国中部的山地地区。当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族分别归附曹魏及蜀汉。这两国相互攻伐时都征召羌族参加作战。氐族方面，在东汉末期，兴国氐王阿贵与百顷氐王千万各拥部落，后为曹操所破。曹操恐刘备取武都以逼进关中，乃迁其人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等郡。曹魏初，又有武都氐部归附内徙。当时西域地区有鄯善、高昌、焉耆、龟兹及于阗等国。魏文帝派官员管理西域地区，加强与西域各国联系，然而影响力不大。魏明帝还于229年封大月氏王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西南方面，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之乱，降伏南蛮（西南夷）族长孟获，并设置?降总督管辖。往后虽有叛变发生，但皆不大。此时期在南方共有三大蛮族，分别是分布巴郡、江陵及淮水一带的廪君蛮；分布武陵、长沙一带的?瓠蛮，又称?人；分布在巴郡阆中一带的板?蛮，又称?人。夷陵之战时蜀汉也曾遣马良联络武陵的?瓠蛮共讨孙吴[87]。

孙吴内部还有山越，其为据守江南山地各族人的总称。他们自给自足，且与曹魏联系，孙吴屡次征讨皆难以根除。234年诸葛恪使用坚壁清野的战术围山三年，降伏山越，并收编其精壮为军队。在岭南地区还有俚人，范围涵盖孙吴广州、交州及蜀汉益州南部。孙权也展开海上的发展，他派使臣朱应、康泰泛海到夷洲（可能为现今台湾或琉球）、?洲补充人口、到辽东、朝鲜半岛、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沟通联系，这些都扩大孙吴在海外的影响力。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吴都建业。

三国军事制度大部分沿用汉制，但是又有几个重大变革，产生许多制度以及部曲的兴盛[89]。世兵制是对于东汉募兵制、征兵制并行制度的重要变革，并逐渐取代了前者，保持了很多势力稳定的作战力量[89]。内军外军制度与都督制：内军或中军负责政治中心的治安防卫，外军负责边境、军事要地的守卫，并从事屯田，互不统属。中军的领导为中护军、中领军，除了掌握中军还要负责各级军事将领的选拔工作。由于中军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军队中枢，往往成为权臣夺权的重要途径之一[h]。曹魏将分军队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军（地方军队）。而蜀汉与孙吴也有分外军为中、前、左、右、后五军。战区依都督制可加设“都督诸州军事”，其军政和一，多跨越州郡。例如，曹魏设有雍凉都督和扬州都督。蜀汉设有汉中都督、永安都督和?降都督。孙吴也于西陵、江陵、巴丘、交州及广州等地设立都督[89]。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后泛指私人统率的军队。其中孙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合法化的使将领与士兵建立世代的隶属关系[89]。

孙吴、西晋兴建大量的楼船，图为宋朝《武经总要》中的楼船图

在三国各军特性方面，魏军主要区分为步军、骑军和水军，此外还设有虎豹骑、乌桓骑兵等精锐军队。但是当时的马镫较少，比较珍贵[90]。在前期，兵员靠募集、征发及强制降俘和少数民族为兵等。到后期，逐渐形成世兵制，并成为主要集兵方式。为了兵源稳定，曹魏实施军户、民户严格分离，除其子世代为兵外，军户的妻女也只嫁军户，保证其繁衍[89][91]。

吴军以舟师为主，步兵次之。孙吴水军发达，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设有水军基地，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有造船厂。其所造名为“长安”、“飞云”、“盖海”等楼船，皆有五层，可载3,000名士兵[92]。272年晋武帝升王?为益州刺史，并密命其于四川组建楼船，以灭东吴，其所造之船，最大的可载2,000多人，且能在船上驰马往来[93]。孙吴的精锐军队有车下虎士、丹阳青巾军与交州义士等，还有设有山越兵、蛮兵、夷兵等少数民族部队。由于比较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孙吴除了有世兵制外，还有世袭领兵制。各将领所领军队算是其部曲，军队除了服从中央指挥参与战役，但还要为其将领提供其它耕种杂役等。在将领死后军队须继续听令将领之子或其弟等继承者[89][91]。

蜀军以步兵为主，骑兵次之。蜀汉亦编有少数民族部队，主要有?兵、叟兵、青羌兵等，当中以“无当飞军”最出名。在武器装备方面，蜀汉比秦汉时有所发展。兵源方面，蜀汉实施世兵制，由于人口远远少于其它两国，也实施征兵制来补充兵源。诸葛亮发明八阵图以利立营练兵。在补给方面设计出木牛流马以利山地运输[94]。他还制造出一弩发十矢的连弩，并以此编制成“连弩士”。

诸葛亮发明的连弩的侧视图

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以至出现人吃人事件[96]。董卓掌权后，放纵士兵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在面对关东联合军逼近下，强迁洛阳数百万人民到长安，还焚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97]。曹操征徐州时，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98]。当时李?据关中，三辅尚还数十万户，但是李?出兵掠夺，加上饥荒，人民在两年自相食杀略尽[99]。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100]。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100]。

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分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100]。

由东汉晚期到西晋统一全国，虽然时间尽隔125年，但人口只有东汉人口峰值的35.3%。至此户口一蹶不起，至到隋文帝在位时方渐复苏。当时三国控制的人口还有兵户、吏户、屯田户等。例如曹操早在创建时期即推行屯田制。蜀汉人口虽只有九十万，但是却有十万多的军队[101]。而屯田户数量之大，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东汉末年，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分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104]。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使得稍加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105]。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106][107]。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108]。

东吴将领朱然的坟墓出土的贵族生活图画盘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104]。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107]。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张华《博物志》提到诸葛亮发展蜀盐，利用天然气，大幅提高蜀盐产值[109]。左思《蜀都赋》中提到“??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110]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蜀都赋》提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108]。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104]。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107]。纺织业方面，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今湖北鄂州）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海盐）、沙中（今江苏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孙吴在建安郡（今福建福州）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今江苏南京）、吴郡（今江苏苏州）、番禺（今广东广州）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分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111][112]。

孔子之儒家经典，后人做大量注释，其中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所做之注最受重视[11]:24。经学方面，郑玄之注解备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西晋篡魏后，晋武帝司马炎为王肃外孙，王学遂被立为官学，黜郑申王，王学成为一时宗主。然儒家经学已经陷于穷究章句之僵化境地，日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一些士人开始回归传统文化，研究道家思想。玄学应运而生[112]。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思想。《老子》、《庄子》和《周易》是主要研究对象，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名士何晏、王弼尚谈老、易，王弼注释《老子》并以老子思想解释《周易》，从而开启玄学清谈之门。主张万物皆生于无，以无（道的原理）为本，有（表象）生于无。进而，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名教与道的关系，是子与母的关系[113]。魏末晋初，司马氏已经权倾天下，党同伐异，篡魏之心昭然若揭。一部分士人既不愿意与司马氏合流，又无力改变现实，于是生求道出世之意。提倡老庄思想的自然真性，鄙视司马氏以儒家名教束缚世人的虚伪。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司马氏以崇尚名教自饰。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阮等人认为儒教礼法压抑自然真性，强调‘心与善遇’而回归真诚无伪的人性。他们不拘礼俗，甚至放浪形骸，以此不贤行为拒绝为司马氏征用。嵇康被杀后，竹林玄学陷于沉寂。西晋武帝死后，晋惠帝时期，朝纲紊乱，政治凶险黑暗。玄学重新兴起[114]。

而蜀汉继承东汉儒学道统，蜀汉刘禅时期，诸葛亮奏请册封甘夫人为汉帝刘备皇后，就是按照儒家礼制来做。刘备、诸葛亮对蜀地的儒学、儒生都是尊重的。任用杜微、周群、杜琼、孟光等等人才，或为做官，或为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有的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太子仆、太子庶子。蜀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和东汉一样，都是儒。至于诸葛亮推崇法家，但并未放弃德政，儒家也要刑法，但以德政为最终理想[115]。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曹操是富个性、卓越之改革家，与儿子曹丕、曹植为杰出诗人；文学表现个性，首度在三国时代独得独立地位[11]:24。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116][117]。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加上他本身亦从事文学创作，擅写七言诗，故亦跻身“三曹”之列。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118][119][120]。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击溃曹爽等皇室势力，至此司马氏掌握魏室。而司马师、司马昭对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使得正始文人大多寒蝉不敢作为，转而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然而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121][122]。

孙吴作家有张?、薛综、华核、韦昭等。张?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123]。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如：许慈、孟光、尹默、李?等，蜀汉后期有谯周、?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124]。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125]，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方式，创新纪传体史书的写作模式。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实为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史籍之一

三曹之一的曹操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南中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浓厚的巫风。其性质是神话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点。在西南地区有长远的历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128]。

东汉民间流行黄老之学。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正式成为宗教、开始进行教团活动，也是在东汉末年、三国时代[11]:24。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道陵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黄巾之乱就是初期之道教集团太平道掀起，而张鲁五斗米道更在曹操和刘备之间形成独自宗教王国[11]:24。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129]。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130]，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术[131]。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事奉黄老之学。五斗米道后来称为天师道，张鲁子孙历代以张天师之姿掌握教团大权[11]:24。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成为主要经典之一。《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经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的传播，流行于四川与汉中一带。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132][133]。

佛教自印度传至中国是在1世纪后半、东汉明帝时期[11]:24。不同于两汉时传入中国的小乘佛教，东汉后期源于印度的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大批僧侣来到中国从事译经、传教等活动，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是在东汉末年、三国时代以后[11]:24。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法藏）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般若经》。发展方面，在东汉末期笮融曾于江东大兴佛寺。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写过梵呗（佛教诗歌），显示佛教在三国时代已相当普及[11]:24。孙吴方面，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并支持发展。孙权为传教僧康僧会创建建初寺[11]:24。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规模不大[134]。

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始祖张天师张道陵

三国在艺术方面，孙吴有很多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吴国八绝。有吴范、刘?、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誉称“画佛之祖”[136]。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运笔而成[137]。孙吴吴王赵夫人，是赵达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138]。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139]。蜀汉诸葛亮父子亦工书画。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锺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诸葛亮亦长于书法，有《远涉帖》（现今流传版为王羲之临摹）存世。

皇象的作品《急就章》

机械学方面：马钧是曹魏陕西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知名发明家。他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i]和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146]。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现在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147]。诸葛亮为了方便在山地栈道运输，发明“木牛流马”。其构造历代文献有异，学者一般认定木牛为四轮车及流马为独轮车[148]，目前未有最终定论。他发明可以连续发射十箭的连弩，又称“元戎”。

《古今图书集成》《重差》第一题〈窥望海岛之图〉

马钧发明的龙骨水车，本图出自《天工开物》

刘徽是曹魏数学家，山东淄博淄川人，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年）著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著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唐代将《重差》从《九章》分离出来，单独成书，按第一题“今有望海岛”，取名为《海岛算经》，是《算经十书》之一。刘徽运用二次、三次、四次测望法，是测量学历史上领先的创造，使中国测量学登峰造极。刘徽另著有《鲁史欹器图》、《九章重差图》等[150]。

医学方面，有名的有华佗、张仲景和皇甫谧。华佗医术精湛，擅长外科手术。他与董奉、张仲景被史书称为“建安三神医”。华佗可能是最早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的医者。张仲景鉴于当代疫病流行，致力研究疾病，参考各家书籍写出《伤寒杂病论》，该书序言中有提到自己从医的动力之一便是其家族中有过半的人死于伤寒等疾病。该书集两汉医经、经方二派的大成，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喻嘉言称此书：“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后世奉其为“医圣”。皇甫谧自幼家贫，学习废寝忘食，淡于名利而不愿任官。他对针灸深入研究，将晋代之前各种经脉理论与针灸方法整理成《针灸甲乙经》，该书成为后世针灸学的范典。他还著有《寒食散论》，魏晋之后服食寒食散逐渐的流行起来[151]。

关于其他技术，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152]。裴秀的“制图六体[j]”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54]。蒲元擅长锻炼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155]。由于孙吴位于江南地区，水路发达，造船技术发达。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156][157]。蜀汉盛产井盐，利用当地的天然气来煮盐，提升了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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